Dance lee

　　兩年前，網上一個叫“李佐軍”的人，自稱在某個特定場合，做了一篇“我認為是2013年”的演融資講。他通過很多分析，得出很多結論，其中最著名的預測是，“2013年前後（最可能是2013年七八月份），中國可能要爆發一場經濟危機，經濟危機的表現：部分中小企業破產、部分銀行破產、部分地方政府破產，這是我們下一步要面對的這麼一個狀況。”
　　由於這段預測在時間上過於確定，跟算命先生說某人某天某時要遭遇大面膜難一樣，可驗證性實在太高，因此到處瘋傳，受到高度熱捧，連一些比較正規的財經類網站都看中了，予以熱情轉載。
　　“李佐軍”所說的“經濟危機”並沒有到來。就此番預測失誤，“李佐軍”並沒有出來作出解釋。公眾出於善意以及對學術自由的寬容，也大抵能原諒這位“李佐軍”。再說，兩年前作出的預測，不大會損害到哪個具體人、具體機構的實際利益，估計買屋不大會有人去找這位“李佐軍”理論一番。
　　其實最近幾年，經濟預測失敗的個案，屢有出現。比較典型的是“房價”預測，關鍵字凡是預測要跌的，全部失敗。根據這種預測作出不買房決定的，損失慘重。不過也沒有人去找房價預跌者打官司。其他還有股市預測，當年在6000點的時候，很多專家言之鑿鑿，10000點指日可待，無數人聽信其言，損失慘重，不過有言在先——“股市有風險，入市需慎重”，責任自擔。
　　無論宏觀大勢還是微觀經濟，預測的屢屢失敗，不僅中國如此，西方也不例外。為此，有個美國學者編寫過一本《經濟學為什麼還不是一門科學》，試圖回答經濟學不是科學的原因，無外乎現京站美食代經濟學的邏輯建立在“理性經濟人”之上，但“理性經濟人”本身就是一個假設；研究本身離開了科學精神；決定經濟走勢的變量太多，經濟學家不可能窮盡；等等。
　　不過無論預測多麼失敗，人們還是非常熱衷，而且就像上面提到的“李佐軍”預測一樣，時間越精確，傳播或相信的人越多。實際上，這是一種對未來社會生活不確定的焦慮感所致。
　　如果未來社會生活諸問題都可以用數理公式精確預測，就可以大大降低人們對未來的焦慮，而眾所周知，這樣的假設是荒唐的。人不可能對這種焦慮無動於衷，於是首先發明算命術，世界各地一度對能夠以各種方式算命的人士尊崇有加。科學昌明，自然科學獲得確定性後，自然而然，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引入科學研究方法，不可否認，預測的準確概率是大有提高的。
　　但無論如何引入包括數理方式在內的科學方法，都無法繞過人的思想和行為具有不確定性這個問題。即便在所謂“大數據時代”，預判也只是無限逼近未來真相而已。
　　所以，大部分人文社會學科仍然樂此不疲，在或隱或顯搞預測。哪怕是歷史學，看似研究過去，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不是說過“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”嗎？記得上世紀80年代，曾經有過一部政論片叫《讓歷史告訴未來》，“告訴未來”四字，將預測意圖說得更明白。至於像社會學、政治學，如不能解釋當下，“展望”未來，研究的意義便大打折扣。還有一些看似與當世社會生活毫無瓜葛的學問，在間接意義上，也是在為預測做基礎性的準備。
　　無論準確與否，預測未來，就像人需要吃飯一樣，是人類精神生活的一部分。對人類社會過去的事情，人類依靠文字和記憶保存，路徑依稀可辨；對當下觸手可及的事務，人類根據各種理論和認知圖式予以解釋，以求“安身立命”；唯獨對未來的預見，除了當下顯得最有說服力的理論和認知圖式可作分析工具，其他沒有任何路徑。也因此，對未來的判斷失敗了，其實是可以原諒的。當然，那種嘩眾取寵，毫無專業功底和邏輯判斷的“預測”不在此列。
　　人文社會學科，尤其是與經濟社會密切相關的領域，預測者下判斷的根據，往往是當下的社會動態與政策及其後果。而預後“良”或“不良”，都構成對政策的贊同或批判，對執政者來說，無疑都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提醒，從而可以及時作出政策調整，而政策調整反過來又促成預測的不准確。
　　思想的自由特性，決定了人文社會學科領域並不存在獨家壟斷的“預測”。客觀而論，各種研究機構的“預測”結論越多，結論之間有更多的爭論、相互說服和補充，未來的發展與預測之間的契合度越高，就此而論，學術自由是社會複雜化的必然要求。　　（原標題：有些失敗的經濟預測同樣值得鼓勵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