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年前,網上一個叫“李佐軍”的人,自稱在某個特定場合,做了一篇“我認為是2013年”的演融資講。他通過很多分析,得出很多結論,其中最著名的預測是,“2013年前後(最可能是2013年七八月份),中國可能要爆發一場經濟危機,經濟危機的表現:部分中小企業破產、部分銀行破產、部分地方政府破產,這是我們下一步要面對的這麼一個狀況。”
  由於這段預測在時間上過於確定,跟算命先生說某人某天某時要遭遇大面膜難一樣,可驗證性實在太高,因此到處瘋傳,受到高度熱捧,連一些比較正規的財經類網站都看中了,予以熱情轉載。
  “李佐軍”所說的“經濟危機”並沒有到來。就此番預測失誤,“李佐軍”並沒有出來作出解釋。公眾出於善意以及對學術自由的寬容,也大抵能原諒這位“李佐軍”。再說,兩年前作出的預測,不大會損害到哪個具體人、具體機構的實際利益,估計買屋不大會有人去找這位“李佐軍”理論一番。
  其實最近幾年,經濟預測失敗的個案,屢有出現。比較典型的是“房價”預測,關鍵字凡是預測要跌的,全部失敗。根據這種預測作出不買房決定的,損失慘重。不過也沒有人去找房價預跌者打官司。其他還有股市預測,當年在6000點的時候,很多專家言之鑿鑿,10000點指日可待,無數人聽信其言,損失慘重,不過有言在先——“股市有風險,入市需慎重”,責任自擔。
  無論宏觀大勢還是微觀經濟,預測的屢屢失敗,不僅中國如此,西方也不例外。為此,有個美國學者編寫過一本《經濟學為什麼還不是一門科學》,試圖回答經濟學不是科學的原因,無外乎現京站美食代經濟學的邏輯建立在“理性經濟人”之上,但“理性經濟人”本身就是一個假設;研究本身離開了科學精神;決定經濟走勢的變量太多,經濟學家不可能窮盡;等等。
  不過無論預測多麼失敗,人們還是非常熱衷,而且就像上面提到的“李佐軍”預測一樣,時間越精確,傳播或相信的人越多。實際上,這是一種對未來社會生活不確定的焦慮感所致。
  如果未來社會生活諸問題都可以用數理公式精確預測,就可以大大降低人們對未來的焦慮,而眾所周知,這樣的假設是荒唐的。人不可能對這種焦慮無動於衷,於是首先發明算命術,世界各地一度對能夠以各種方式算命的人士尊崇有加。科學昌明,自然科學獲得確定性後,自然而然,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引入科學研究方法,不可否認,預測的準確概率是大有提高的。
  但無論如何引入包括數理方式在內的科學方法,都無法繞過人的思想和行為具有不確定性這個問題。即便在所謂“大數據時代”,預判也只是無限逼近未來真相而已。
  所以,大部分人文社會學科仍然樂此不疲,在或隱或顯搞預測。哪怕是歷史學,看似研究過去,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不是說過“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”嗎?記得上世紀80年代,曾經有過一部政論片叫《讓歷史告訴未來》,“告訴未來”四字,將預測意圖說得更明白。至於像社會學、政治學,如不能解釋當下,“展望”未來,研究的意義便大打折扣。還有一些看似與當世社會生活毫無瓜葛的學問,在間接意義上,也是在為預測做基礎性的準備。
  無論準確與否,預測未來,就像人需要吃飯一樣,是人類精神生活的一部分。對人類社會過去的事情,人類依靠文字和記憶保存,路徑依稀可辨;對當下觸手可及的事務,人類根據各種理論和認知圖式予以解釋,以求“安身立命”;唯獨對未來的預見,除了當下顯得最有說服力的理論和認知圖式可作分析工具,其他沒有任何路徑。也因此,對未來的判斷失敗了,其實是可以原諒的。當然,那種嘩眾取寵,毫無專業功底和邏輯判斷的“預測”不在此列。
  人文社會學科,尤其是與經濟社會密切相關的領域,預測者下判斷的根據,往往是當下的社會動態與政策及其後果。而預後“良”或“不良”,都構成對政策的贊同或批判,對執政者來說,無疑都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提醒,從而可以及時作出政策調整,而政策調整反過來又促成預測的不准確。
  思想的自由特性,決定了人文社會學科領域並不存在獨家壟斷的“預測”。客觀而論,各種研究機構的“預測”結論越多,結論之間有更多的爭論、相互說服和補充,未來的發展與預測之間的契合度越高,就此而論,學術自由是社會複雜化的必然要求。  (原標題:有些失敗的經濟預測同樣值得鼓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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